一個國家裡毀滅的東西多著呢。曾有一位記者擔心，若是反抗北美殖民主義者的戰爭失敗就面臨毀滅，睿智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了這句話來反駁。如果說一個國家裡有很多東西毀滅了，那麽世界經濟中毀滅的東西就更多了。不管怎樣，世界經濟還在繼續運轉。
以購買力平價衡量，自1946年以來，世界經濟每年都在增長，包括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9年（盡管只是略有增長）。1900年至1946年這段時期與之後“有管理的資本主義”(managed capitalism)時期相比更不穩定，但也只有9個年頭沒有出現增長（見圖表。）
始興於18世紀末和19世紀、並在20世紀和21世紀擴散到全球的創新驅動型經濟至今仍在增長。這是最重要的事實。它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內平均地增長——遠非如此。它也根本沒有讓人們平等地分享它所帶來的好處——同樣遠非如此。但它在增長。去年它增長了，一個非常合理的假設是今年它將再次增長。
世界經濟不會永遠增長。但它只有在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經濟學戰勝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經濟學的時候才會停下腳步，即當資源約束抵消創新時。我們目前肯定還沒到那一步。
自1900年以來，全球產出增速僅為每年略超過3%。復利的力量如此巨大，在這段時期全球產出增長了逾30倍。20世紀初葉，產出增速相對緩慢；1947年至上世紀70年代初之間，增速較快。有趣的是，戰後凱恩斯經濟學盛行時期的經濟增速略快於上世紀80年代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推動保守主義復興的時期。
現在來看看波動的模式。1914年至1919年間經濟的明顯波動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上世紀30年代的波動源於“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上世紀40年代的波動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不穩定是源於石油危機，那是戰爭（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以及1980年的伊拉克入侵伊朗戰爭）引起的（或者因為戰爭而加劇）。越南戰爭的通脹性融資造成了不穩定的通脹背景。最終，這導致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領導的美聯儲(Fed)採取反通脹舉措。
1990年和1991年的經濟放緩也是源於反通脹以及第一次海灣戰爭，此前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入侵了科威特。1998年的經濟放緩是由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的，2001年經濟放緩是因為股市巨大泡沫破裂引發的，2009年經濟放緩是由西方金融危機引起的。
過去的經驗說明瞭人們應該擔心哪類事件。簡而言之，似乎有3類：戰爭；通脹沖擊（可能與戰爭或大宗商品價格飛漲有關）；以及金融危機。這些現象可能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戰爭融資是通過通脹性手段獲得的，那麽戰爭將引發通脹。
讓我們從這個角度考慮一下當前的風險吧。多年來，一些分析人士相信，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肯定會造成高通脹。他們錯了。央行是很有可能控制自身政策對信貸和貨幣擴張的影響的。
第二類風險人們也不停地提起，那就是金融危機。最大的風險似乎是在新興經濟體。但就全球來說，這些風險可能是受限或者是可以應付的。如果最壞的情形出現，結果可能更像1998年、而非2009年的危機。
第三類風險是地緣政治動盪和沖突。我們可以列出一系列長得令人生畏的擔憂：歐盟背負過重職責；英國可能退出歐盟；西方聯盟中空化；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成功以及特朗普主義(Trumpism)的興起所體現出的高收入國家民粹主義壓力上升；中國經濟乃至政治未來的不確定性；全球聖戰主義的興起，尤其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這個“全球最強大的恐怖組織”；俄羅斯的復仇主義；大國爭端，尤其是俄美以及中美之間；中東地區的沖突，尤其是伊朗和沙特之間的沖突；政府癱瘓；難民潮；美國放棄其全球霸主地位。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高收入民主國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下降、許多大國自視甚高但其實不堪一擊，以及全球一大部分地區混亂不堪。然而在這一切發生的同時，我們有必要在一個一體化且相互依存的世界進行有效的全球治理。
如果你擔憂的話，那就有很多可擔憂的事情。然而，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重要的不在於是否會管理好這個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更為重要的是能否避免災難。
此類事件會是什麽樣子？大國間的戰爭可能是一個。好鬥的無知者在美國大選中勝出可能是另一個。伊朗和沙特之間的戰爭將是一場災難。ISIS取代沙特政權將是另一個。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核戰爭將是一個，歐盟解體可能也是一個。
上述災難至少有一個發生的累積幾率超過發生其中任何一個災難的幾率。然而，它們都不會發生的可能性肯定更高。別忘了，世界經濟中毀滅的東西多著呢。
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