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德國參與一場軍事行動的時候，那就是新聞。因此當柏林最近同意加入打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伊斯蘭主義武裝分子的聯盟的時候——德國早先曾表示不考慮加入聯盟——全世界都註意到了。
在國家層面，願意動用武力擊退威脅或者追逐國家利益類似於展示男子氣概。德國戰後不願出兵使其背上了各種不好聽的名聲（隨你選）：要麽是受對二戰和納粹大屠殺的懺悔所累，要麽是不負責任地在安全事務上“搭便車”，猥瑣地尋求與獨裁者做生意，要麽是素食的後康德和平主義者。忘掉我們的經濟影響力和新的強勢外交吧：在軍事上，德國的盟友將其視為歐洲的“都市美型男”。
他們說得有一定道理。德國在二戰後只是小心謹慎地在索馬里、波斯尼亞和科索沃部署了軍隊。它拒絕加入以美國為首、旨在推翻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或者利比亞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的聯盟，盡管在利比亞的軍事行動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授權，符合國際法。
不太為人所知的是，自1999年以來，德國已派遣數千軍人參與北約和歐盟在巴爾乾、剛果、馬里和阿富汗的行動——有36名德國士兵在阿富汗戰爭中陣亡。德國正為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提供武器裝備，而且針對俄羅斯的挑釁，正在參與北約在東歐的保障行動。德國國防部正在進行10年來首次全面評估。然而，冷戰後的主要禁忌已在2015年被打破：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宣佈國防預算到2019年增加6.2%——按德國標準，這是巨大的增幅。
然而，貢獻老式偵察機、加油機、一艘護衛艦和1200名軍人至多算是對軍事聯盟的“順勢”貢獻。德國本可以做得更多，例如，它可以像美國那樣部署一些特種部隊。
的確，這主要是一種政治姿態：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在2015年11月巴黎恐襲後啟用歐盟互助防衛條款，德國此舉是為法國站隊。這不是什麽壞事。在歐盟團結因難民危機而受損之際，此舉證明瞭柏林對其最悠久最親密的歐洲盟友的承諾。但它也突顯了德國的根本實力困境：沒有戰略，軍事機器就會淪為戰術上的信號工具。
這並非德國的獨特處境。面臨相互依存、競爭和暴力摩擦日益加劇的當今世界，所有西方國家（包括美國）都難以闡述安全戰略。兩個有力的例子是中東（二戰後的地區秩序正在崩潰）和蘇聯解體後的歐亞大陸秩序（這一秩序岌岌可危）。
呼籲“政治解決方案”成了德國外交官——以及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領導的政府——的條件反射式反應，它承認這些是根植於脆弱政治生態系統的復雜問題。奧巴馬和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對快速軍事解決方案的懷疑是健康的。他們共同的弱點在於低估了戰略部署硬實力的價值。
在對手將對話視為軟弱跡象的情況下，只有威懾才能創造談判空間。許多德國人曾經確信，威懾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而過時。現在是時候重新思考了，實際上應該從根本上反思這個概念。ISIS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都尋求利用我們的主要脆弱性、同時也是我們的最大優勢——開放社會——來挑戰和破壞西方的自由秩序。
因此，現代威懾應當始於本土：我們必須讓我們的民主政體更具韌性，但不能僅限於此。我們還必須表明，我們的盟友是不可觸碰的；攻擊我們鄰國的穩定及其公民社會的自由代理冒犯了我們的價值觀，影響了我們的利益；不負責任的冒險和挑釁將會帶來嚴重後果。這些後果不一定總是軍事方面的；針對伊朗和俄羅斯的製裁和外交活動都起到了作用。
然而我們可能的回應選項必須包括動用武力，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有必要對國防能力作出重大投資。西方領導人永遠不應該排除武力選項，從而放棄戰略模糊——默克爾和奧巴馬都曾犯下這樣的大錯。
然而，我們似乎做對了一件事情，而且這件事並非微不足道。敘利亞人大規模出逃讓ISIS震驚和憤怒。難民受到許多德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民眾）的友好接納，是讓ISIS招募不到新兵的最佳對策。
本文作者是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羅伯特•博世(Robert Bosch)高級研究員
來源：FT中文網